咖啡产业突围战：一个跨国公司和云南咖啡豆的34年多米体育

　　8月5日开业当天，这些男男女女需要在店外等待30分钟，进店以后，还要等上20分钟，才拿得到一杯蓝瓶咖啡。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毗邻金碧辉煌的静安寺，置身高端百货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雀巢旗下蓝瓶在这里开了中国内地第二家门店。门外，不断有年轻人到此打卡，也引来不少打扮时髦、操着沪语的阿姨、伯伯。就像此前率先赶往“巨富长”地区新开热门店铺一样，这座城市的潮流探针们也不会放过这个重视门店环境的咖啡品牌。

　　蓝瓶也出售“云南豆”，它们就来自普洱。此时的普洱，山间的咖啡果正处在由绿转红的阶段，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体，被运往世界各地。如今，这个以茶命名的地级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咖啡产地，咖啡种植遍布其下辖的1区9县，产量占全省一半。尽管咖啡树漫山遍野，但一个外来观光客要发现它们却不容易。和杭州整整齐齐、一望便知的茶田不一样，普洱的咖啡树藏匿在灯台树、樟树、芒果树或是菠萝蜜树之下，田间布满野草，植物高低错落，郁郁葱葱，让这里显得像是从未被打扰过的丛林。这样的生态环境，就有雀巢起到的作用。多年来，雀巢在产地推进荫蔽树种植，农艺师们反复宣传：把杂草控制在一定的高度，不影响咖啡成长，反而能够保护水土；多种树能促进生物多样性，对咖啡产量有帮助，果子和叶子还能卖钱。

　　◎侯家志介绍：咖啡树来源于热带雨林，需要一定的荫蔽环境，多种树有利于咖啡生长，同时，多样化种植也能为农户增收。

　　一个是全世界拥有最多咖啡馆的城市，一个是中国咖啡产量最高的地区，同一时间剖面上的两个场景，构成了中国咖啡产业的剪影：中国人的咖啡消费品位进阶很快；另一方面，这几年，云南作为世界级产区的名声越来越响。

　　这一切的开端，都源自雀巢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出的一个决定。1988年，雀巢咖啡正式决定进入中国内地。随着一句“味道好极了”反复回响在电视黄金档，雀巢也同步向云南派驻农艺专家，开启了漫长的云南咖啡种植计划。

　　由雀巢最初开辟的这片咖啡“新大陆”包括普洱、保山、西双版纳、文山、临沧、怒江等，沿着边境线铺展，少数民族聚居，且曾深陷贫困。咖啡种植，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地方上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

　　雀巢在云南的工作，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商业和发展奖”。在中国，获得这一奖项的公司只有雀巢。从社区影响力，或者说“乡村振兴”这个维度来说，雀巢咖啡在云南的工作是跨国企业在中国ESG（环境、社会、治理）实践的最佳案例之一。

　　因为这些，我们重新找到了这家老字号。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好奇，雀巢是如何从最开始的“把产品做好”，一步步积累至今，最终提供了对“如何把生意做长”的解答。9月5日，《中欧商业评论》进入咖啡产区，探寻它如何将ESG理念落地，以及这种实践如何促成了它的长久生存。

　　我到普洱时，那里正处于繁忙采摘季到来前的最后平静。一项环保新规在村民们当中快速被传播开来，扰动了这种平静。

　　在普洱下辖的思茅区，很多咖农都建有自家的晾晒场和加工作坊。盘山而上的道路两边，晾晒场和小作坊就错落排布。咖啡在此完成初加工以后，做成咖啡生豆，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咖啡米”，便能卖给生豆采购商。

　　在这样的加工过程中，如果农户污水管理没做到位，就会造成了污染。今年，思茅区叫停了这种散在的加工作坊，改由区内有资质的工厂统一加工。

　　刚刚到村委会教室开完沟通会，一位咖农就在楼下算起了今年的经济账。他有些担心今年的收入：“交给工厂加工，每公斤大概要1毛5分到2毛钱加工费，而且到厂里完成初加工再拿回来比较麻烦；也可以在厂里寄售，或者干脆把鲜果卖给工厂，但这样我们价格就卖不高了”。

　　雀巢农艺师侯家志和他的同事陈文春到了村小组做培训时，村民们同样聊起这个话题。侯家志大多数时候静静听着，并记录村民们的培训需求。“环保是重要的事情，大家要配合环保政策”，在教室里，侯家志这样鼓励咖农们。

　　但私下里，侯家志也谈起他的隐忧，隐忧主要也是对雀巢小供应商们今年能赚的钱。往年，每家每户的鲜果大都分开加工，送去雀巢的咖啡米也是分开的。多年来，雀巢一直都在培训咖农慎用除草剂。雀巢的供应商全部需要通过4C认证，其中的指标之一，也是严格进行除草剂管理。新政策出台后，如果鲜果统一送到工厂加工，用过除草剂的和没用过的会混在一起，一旦混在一起，相互沾染，就可能使其他4C认证的农户无法通过雀巢的检测。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再去‘游说’一下老乡们，让大家都尽量不要用除草剂了”，侯家志说。

　　我所见到的这个变化，仅仅是当地咖啡产业发展30多年中出现的小插曲，却已经构成了企业与社区发展紧密关系的缩影。在农业原产地，这种关系显现地尤为真切：水是共用的、地是相通的、一家“再生农业”做不好，大家都会受到影响。更不要说，在以熟人关系为主的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共享一套理念，一种做法。到了这里，企业社会责任、ESG都不再是落在战略决策和书面上的话语，它真真实实影响着一草一木和当地人的生计，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空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88年进入云南开始，雀巢就始终在推进免费咖啡种植培训和再生农业的知识。直到现在，在咖啡产业链前端有着长期培训计划、常年派驻专业团队，并在培训上覆盖如此广泛的公司，只有雀巢。

　　雀巢的农艺培训不光是针对自己的供应商，而是始终向全体咖农开放。多米体育获得过农艺援助的咖农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将咖啡豆卖给哪家公司。这种长期开放的农艺培训成本不菲，但雀巢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要保证生意能长期发展，就必须保证供应链前端的品质”，雀巢咖啡中国传播及创新总监赵雪玫说。

　　“我们也可以不介入种植，完全采用末端处理的方法，只管从当地采购符合质量要求的咖啡豆，短期看，这没问题，也符合逻辑；但长期来看，社区总体水平不提高，环境保护做不好，农民能力不起来，我们就很难得到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咖啡豆；我们的业务和农民的生活，这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这种理念本身也与扶贫和乡村振兴相契合”，雀巢大中华大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张琦分析道。

　　企业的经营是嵌入在社会网络里的。从这个维度上说，“创造共享价值”是一种道德责任，但归根到底是企业的生存之道。社会责任与ESG这样的议题之所以通常会落在大企业头上，不仅因为他们有实力，也因为他们对这张网络的依存度更高。

　　普洱是古代茶马古道上的茶叶集散地。茶一直是这里的第一支柱产业。在市区，几乎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都能遇到一条名字带“茶”或“茗”的路。而现在，刚刚落成的、规模庞大的咖啡交易中心，多米体育则预示着新支柱的崛起。

　　距市区不远的大开河村，咖啡对生活中的意义以更具体而微的方式渗透出来。半山的广阔平台上，有一座废弃的小学，教学设备都被搬空，只留下砖墙上一副有趣、漂亮的图画。大大的咖啡树占据着画面的中心，红色的咖啡果结结实实挂在树上，上面停着一只鸟，咖啡树的后面是校舍、农家和山峰。周围的村民告诉我，这座小学就是当年村里用卖咖啡的钱造的。

　　咖啡对此间村民的意义，已经不止于生计层面，而是汇入文化认同之中。大开河村一位“80后”咖啡店老板谈到，在普洱的农村，几乎每个“80后”、“90后”都可以被称为“咖二代”、“咖三代”。他们记忆中的生活转折，比如添置摩托车、彩电、轿车，或建起了新楼房，都与咖啡市场的年景紧密关联。

　　在产地，老老少少也共享着很多有关咖啡的记忆。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雀巢。1990年代初，农户根本不认识雀巢，看到他们的职员，除了对外国人好奇，就是根据工作服上的图案判断他们是“卖鹌鹑蛋或是收燕窝的”。到了后来，人们发现“他们开着车下乡，为大家做示范，看上去很专业”。

　　到了现在，雀巢的农艺师已经成为山里的一份子。侯家志在村里行走，一路是“老侯”、“老侯”的叫声，几乎没人不认识他。到了农家，咖农们也像款待老朋友一样，很自然地提起不锈钢水壶，给他倒上一杯普洱茶多米体育。

　　34年，与咖啡落地生根的过程一样，对于雀巢来说，这就是一个从“悬浮”到真正“定居”的过程。这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2002年多米体育，雀巢农艺服务站从昆明搬到了普洱。

　　◎2003年至2014年，雀巢在普洱的国家粮食储备库里的这栋小楼办公，每年的收购也在此进行

　　在刚刚进入中国时，限于当时的条件，雀巢先选择与国营咖啡公司及农场合作，这一状态维持了10年。但这并不是雀巢的理想状态。依照雀巢的经营策略，一旦进入一国市场，他们会尽可能将整条产业链搬到当地，实现从端到端的控制。在世界各国的原材料产地，他们都会与小农户直接建立联系，深入生产的最前端。在云南的最初10多年中，虽然没有直接、大量地与小农户做生意，但雀巢没有放弃与小农户的交往，他们通过实验农场的示范、咖啡种推广、种植技术培训等各种渠道将触角深入到他们当中。

　　2002年，雀巢与国营咖啡公司签订的十年购销合同到期了。雀巢的第四任农艺专家杨迪迈来到了一个分叉路口，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留在省会昆明；另一个，是把农艺服务部搬到普洱。

　　这看似是一个地点的选择，实则是经营战略的切换：选择第一条路，意味着顺着已经蹚出来路子，继续留在省会，与大咖啡公司合作，在后端收购咖啡；第二条，则是进一步介入产业链的前端，真正深入到农户当中去。

　　杨迪迈选择了后者，把农艺服务部搬到了普洱。他的决定让雀巢失去了不少昆明本地雇员，也推高了他们与大供应商合作的成本。而接下来要编织的新的供应商网络，则由成百上千个小节点组成，需要农艺师们花很多精力，一点一滴深入下去。

　　但从长远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农业天然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质，深入农户，深入原材料供应前端，对农产品质量的控制非常重要。雀巢也希望逐渐不再依赖于当时的国营农场和咖啡中间商，改由与农户合作，可以省下20%-30%的中间商差价，将这部分钱全部给予农户。

　　另一方面，在价值链中更关注弱势的一方，这是雀巢经营策略的重要部分。在被派到云南之前，杨迪迈曾在非洲布隆迪咖啡农场工作了21年咖啡，很熟悉农村生活。杨迪迈与他的儿子、继任者邬特都曾在大山中亲眼见到，咖农因为没有办法直接把咖啡卖出去，而只能借助中间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中间商会用欺骗的手段谋取暴利。如果直接与咖农合作，雀巢就能把产业链的最长一段留给他们，提高当地社区的生活水平。

　　“一开始农艺部离得那么远，小农户不可能自己带着咖啡来卖，而他们只有看到直接的销售，才会有激情种咖啡，我们也能更多帮到他们”，侯家志这样理解前任上司的这个决定。

　　现在，雀巢咖啡在云南的采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供应商总数1089家，其中，小农户占比逾75%。

　　在一片几乎毫无咖啡种植基础的土地上，雀巢是如何让咖啡在产区大量铺开的？答案显而易见：它聚拢了产区里的人，尤其是小农户。接下来的问题是，小农户为什么愿意拿出自己的地，跟着这家外国公司种咖啡？

　　“种苞谷一年一亩地赚150块，种咖啡能赚2000块，一盘算，肯定是刨掉苞谷种咖啡。”咖农王建设是村里最早一批种咖啡的农户，谈起自己1996年做出种咖啡的决定，他这样说。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答案。“咖农要看事实的，咖啡是否能种出来，其次是，你们能出多少钱买我的咖啡”，侯家志总结农户种咖啡的两大动力。

　　保证“咖啡能种出来”，而且能让农户感觉“可以赚钱”，这与雀巢在进入云南之初就做出了两个决定关系紧密——一个是引种，另一个是定价。可以说，这两点也奠定了云南产区初期的基本形态和国际定位。

　　雀巢引入云南并在农户中推广的品种是卡蒂姆系列。卡蒂姆系列抗叶锈病的能力极强、产量很高，另一方面，被普遍认为口味一般。对于雀巢来说，高产的卡蒂姆适宜于作为需求量大的咖啡饮品原材料，产量又有保证。对于当时没有种咖啡经验的农户来说，种植卡蒂姆的风险小，不至于因为叶锈病肆虐造成大规模减产。

　　收购价格上，雀巢的定价一直基于纽约期货交易所的咖啡价格，机制透明，且对大小供应商一视同仁。雀巢也很重视及时快速地对外传递报价，让所有咖农都能在公共领域查到。这种做法为雀巢此后多年的收购铺设了平坦的基础，减少了围绕着价格的争论。

　　当然，引种和定价只是画出一个基本的框架。一个重要的变数是，国际期货价格起伏很大，上一年的收益直接决定下一年的种植情况。咖啡市场波动时，农民把咖啡树“挖了种，种了再挖”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把土地和咖农的生计全部交给市场，农民会因反复折腾而蒙受损失，雀巢的供应链也无法稳定。

　　这个时候，雀巢的农艺师就扮演了“陪伴者”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农艺师们的宣传、教授和陪伴，当地的咖农也在种植技术、环保理念、经济收益和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有了改善。

　　在侯家志的电脑里，有一张张EXCEL表格，是雀巢对农艺师团队的工作要求列表，包括施肥、除草、污水处理等等。这些工作，看似是对着土地，其实全部是围绕着“人”的：不仅包括农艺知识，也包括环境保护、生活方式甚至是理财知识。比如，农艺培训材料要以图为主，让大家都容易看明白；再生农业的推广要让大家看到实效；咖啡价格好了，要让咖农们警惕将来的风险；价格不好的时候，则要劝说他们不要轻易挖掉咖啡树；2012年开始推广4C认证时，因为认证关注咖啡产业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各个维度的指标，农艺师的工作更是覆盖到了农户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家里化肥农药的摆放会不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危险，漱口用的杯子是否与农药瓶区分开等等这些细节。

　　被雀巢派到云南26年的广西人侯家志，跑遍了产区几乎所有的村寨。手机导航还没有普及的年月，侯家志他们这些农艺师全靠纸笔和脑子记住前往农家的路。截止2013年雀巢为农艺师配发ipad之前，他记录农户情况的笔记，已经积累到了50本。

　　有件事让侯家志至今提到依然感动：10多年前，他在一个傣族寨子做农艺培训。去的时候天气还不错，走的时候，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当年，山间的路网还没有现在那么好，农艺师们外出做培训，一天换三次轮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大雨一下，道路更是泥泞。让侯家志没想到的是，那天，寨子里很多村民们都走了出来，冒着大雨，伴着他的车走了足足一公里，一直走到大路上。

　　“他们怕我的车翻下去，或是陷在泥里，出不来，他们说，如果车陷进去了，大家能一起把车推出来”。

　　我特别注意了雀巢介入当地的姿态。这种介入虽深入，但一直是“合作式”的、带着充分尊重的，没有构成对当地民俗和秩序的惊扰。这来自雀巢注重平等和公平的文化关怀。这种关怀会在很多相处细节中流露。

　　雀巢咖啡中心总经理王海提到：“早年，雀巢和大的咖啡公司合作时，也很少参与他们的饭局，这不是因为咖啡公司想要通过饭局干什么，而是，我们会考虑，小农户看到了，会怎么想？”

　　农艺师团队下乡做培训，总带着“周到的尊重”。比起宣讲，农艺师会用更多时间倾听咖农们在说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并一一登记下来。走访农户的时候，侯家志往往以这样的句式提出建议：“老乡，其实你……更好诶”。例外的一次，是在盖房子的郭健康家。他发现主人家临时拉的电线有危险，便两次直接说道：“老乡，这样拉电线不对。”

　　雀巢的农艺培训与许多公司为拓展市场做的所谓“培训”也不同。培训时，农艺师会按照咖农提出的培训要求，讲授专门的农艺知识和市场情况，但极少涉及雀巢公司的利益主张。侯家志也提到，他们一直都鼓励咖农把咖啡卖给出价更高的公司。在他的理解中，农艺培训对雀巢长期发展很重要：“我们讲求三赢，兼顾环境、公司和农户，提高农户的生活，做好环保，就是为企业的未来铺平道路。”

　　不同于培训时雀巢农艺师的有求必应，在采购端，雀巢的面目是严肃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丈量着一切。

　　那是1997年冬天，一位女性咖农把一麻袋咖啡米送到了收购站。接待她的，是农艺师李孙强。咖农送来的咖啡豆不符合雀巢的标准，李孙强拒收。但可能是因为送一次咖啡很不容易，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咖农非常生气，继而坐在地上大哭。这让李孙强感到十分为难，他自己拿出50元买下了这袋咖啡米。

　　咖农王必恒也对雀巢的产品检测过程印象深刻。他记得自己1990年代第一次去送咖啡，雀巢还没有后来的检测设备，全靠农艺师肉眼观察。“一铲子下去，他说可以收，我很开心；又一铲子下去，一看，不行了，我好话说了一大筐，但不能收就是不能收，说啥也没用。”被拒的这个跌宕经历，让王必恒很沮丧。“雀巢的要求太多了”，他说。

　　在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乡村，类似传统生活方式与市场经济规则的交锋不是个例。市场经济的规则、一家公司的公正公平形象也就是在这种摩擦中建立起来的。

　　一年一度在雀巢老采购站门口排队，这几乎是上了点年纪的咖农的集体记忆。如今粮食储备库的门卫老大爷还记得：每到采购季开始，外面的大路就堵住，有时候排队要一周时间，农民就住在车里，食物和日用品全在路边小卖部买。

　　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队伍里，插队会频繁发生。但采购站外，秩序很好，很少有人会插队，因为一旦被发现肯定会被请出队伍。维持采购站外队伍的秩序，这甚至是两代雀巢农艺部负责人杨迪迈和邬特的“家传”——他们都有到队伍当中去维持秩序，找出插队农户的经历。

　　对采购站前的这条长龙，王必恒也积攒了一肚子悲喜故事。有一年，王必恒开来的大车的电瓶坏了，想到收购站换电瓶。不料，迎面撞上杨迪迈，杨以为他插队，坚决要把他请出队伍，王急着解释，杨又听不懂中文。两人叫来翻译，掰扯了大半天，才说明白。

　　也有让人高兴的事情。王必恒记得很清楚，有一年，一辆来送咖啡的大货车把储备库门口的电线杆撞断了，致使储备库断电，雀巢的采购也不得不中断。这对赶来送咖啡、已经等了很久的农户来说，简直是灾难——他们还要等到里头把电源恢复，采购才能继续。

　　王必恒和许多其他农户在站外垂头丧气等了三天，但他没想到，到了第三天，随着期货交易所价格上涨，雀巢也更新报价：每公斤上涨5毛钱，他送来的10吨咖啡生豆多赚了5000元。

　　也是在年复一年从种植到采购的轮回里，刚从集体经济中走出的农户适应了这样一种“个体化”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自驱力很明显，就是卖咖啡豆得到的钱；但需要做到的事情也很难，要符合环保、产品质量等标准。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雀巢对咖啡豆的报价，争取在报价最好的时候赶往收购站，卖掉咖啡。这种自我驱动、自我规划、直接面对市场风险的生活，异于改革开放进程前的传统乡村生活，也是此后中国人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典型境遇。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共享价值”，或者说“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不是给钱，不是给生产资料，而是寻找一个可持续的生计，并借此推动一种思维理念，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型。

　　刚从北京到普洱工作一年，咖啡贸易商韩寒就感受到：一到采摘季，到普洱来的咖啡中间商都会心照不宣地进入一段真空，越过去，才能听到紧密的鼓点：“都憋着一口气，等着雀巢报价，他们的价格是指导价，之后各个大农庄才开始报价”。

　　这种影响力，光用经济的视角并不足以解释。从采购量看，雀巢是云南咖啡种植起步阶段主要的买家，但到了2013年，雀巢采购量占全省年产量已经不到1/3。再到10年后的今天，据政府官方数据，云南上一采购季的总产量已经达到13.6万吨，雀巢每年收购量稳定在1万吨上下，虽然依旧是最大买家，但占比已经不到1/10。

　　在这个时候，市场各方依然都认雀巢的报价，这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可信的市场信号。

　　有咖农说“雀巢要求太多，不讲情面”。但他们也承认，雀巢办事公平，这给了他们充分的安全感。采购端容易滋生腐败，一旦有了腐败，对小农户的打击是最严重的。他们往往是更少“关系”资源的一批人。

　　“雀巢收咖啡，不看关系，我们都很放心，有些咖啡品牌，只看关系，不看质量，我们再好的咖啡豆拉去也不收”，大开河村的咖农林洋说，一些咖啡公司工作人员会在采购时搞利益输送，有的人要农民买他们提供的农具和肥料，才肯收咖啡豆。

　　“很多供应商来了，就走了，但雀巢一直在那里，他们出价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有他们在，我们就很放心”，种了28年咖啡的林洋说道。

　　持有类似观点的农户并不是少数。2018年以后，内需市场迅速膨胀，往来云南的咖啡商已如过江之鲫，但很明显，当地人总对“长期定居者”抱有更大的好感。如林洋的话所预示的，在与公司做买卖的过程中，很多小农户会更倾向于选择“靠谱的”公司长期合作，而不是去选择“出价最高”的公司。

　　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凡与雀巢合作过的供应商基本都会提到：雀巢付钱特别快，早年是当场付清现金；后来改为银行转账，5个工作日内必到账，多年来从未有过例外。付款快，这在一个普遍严格遵守承诺的氛围中很有可能被忽略。但在产区，这却成为一个备受认可的闪光点。深究下去，背后其实是这样的现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产区的咖啡市场并不规范，不少咖农都有被公司拖欠咖啡款，甚至赖账的经历。也有不少公司自己不收货，只是转卖，卖不出去，又把咖啡退还回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及时兑付的雀巢就树立起“靠谱”的形象。这种信任感与安全感尤其会成为交易当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34年来，雀巢在云南咖啡产区积累的影响力，是因为它对公平原则的坚持，也因为它在满足自身经营需要的同时，努力回应当地社区的需求。在产区农户“从贫困中走出”这件事上，雀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到了今天，咖啡产业又来到一个转折点：2018年之前，咖啡更多作为农业原材料出口，“云南”作为一个产区是默默无闻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云南也产咖啡。这两年，内需市场膨胀，加之政府力推，产区知名度飞速提高，“云南豆突破国际期货价格，建立独立价格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雀巢与产区之间，出现了新的缝隙。

　　雀巢为顺应云南的变迁做出了努力。环境变化一直是咖啡产业的一大威胁，近期巴西与哥伦比亚咖啡豆大幅度减产，或将造成价格上涨。雀巢在云南推出了许多针对环保与再生农业的计划，在源头上维护云南产区的平稳。在产品端，它推出了多款云南限定系列咖啡，让人们能够直接从超市货架上知道云南咖啡。雀巢旗下的蓝瓶也销售云南豆。

　　但诚实地说，在让普通消费者知道“云南豆”这件事上，瑞幸、Manner、Seesaw等品牌起到的作用更大。

　　在2017年2月的外交部蓝厅的云南全球推介会上，部长王毅特地夸赞云南咖啡：“中国95%的咖啡是来自云南，不仅仅是中国，云南的咖啡原料还大量出口到国外，给雀巢公司、星巴克使用，我刚刚喝的咖啡品牌叫后谷，这个咖啡不是我夸张，是我走遍全球，喝过各个国家咖啡当中最好的。” 不过眼下，后谷，这家希望通过资本整合当地咖啡产业的本土品牌，正陷于破产危机。

　　接下来，如何回应云南产区的变化，继续创造共享价值，是东道国为雀巢画上的新问号。

　　感谢汪若菡女士在材料搜集阶段给予的无私帮助，她的著作《创造共享价值》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重要参考